张旭东:五四新文化的深层结构性转换——浅论白话革命的伟大意义

admin 万喜娱乐 2019-10-08 12:57:42 6315

   一、白话革命与“文化和政治的重合贯通”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我想借这个机会,以“白话革命”为中心,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给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结构秩序带来的奠基性影响。

   “新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它是“新文化”思维、表达、沟通的形式和工具,也是自觉地使用它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整理经验、建构内心世界和集体性社会想象的媒介。离开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化、没有新国民、没有新社会。在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白话革命不仅再造了一种新的、具有制度意义的国民语言,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政治空间乃至道德-情感-审美空间。这种新的“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既是现代文化的形式基础,也是它的道德基础。

   虽说现代中国及其自我意识是由白话文构造出来、并通过白话文显形、定型,但作为新文化载体和媒介的白话文本身却并不是一个“自然”、简单、透明、不言而喻的东西。白话文并非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它有一个二重的基础,一个是“白话”,另一个则是“文”;两者同属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却仍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律性。

   白话革命带来的新文学就其内在标准的革命性更迭而言,是以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也许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和“士”的阶层的兴起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就外部参照系而言,则是中国文明的语言编码系统和思维逻辑系统第一次从自身之外,即现代西洋文明中获得新语汇、新语法、以及新的描摹现实和叙述内心世界的形式与风格。

   就这样的“新文化”的内在使命而言,白话革命带来的白话文不能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话”,而必须是终极意义上的“文”。它在风格、形式、结构、思维、乃至内在道德规范等所有层面,必须同时经受中国古典文学所确立的典范和近代西洋文学所树立的新标杆的检验。虽然这场白话革命是由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发动的,其创作成果也集中体现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中,但在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隐蔽的社会经济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则不过是那种发源于欧洲、随后向全世界范围扩张的、近代高级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普遍的媒质”(universal medium)的一个晚到的例子。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代表性著作看来,这种普遍的媒介的功能不过是通过共同的、同一化的教育(比如国民学校)和传媒系统(比如近代印刷文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准备一种便于沟通和交易的共同语言、同时为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准备合格的官员和畅通的信息。白话革命和新文学当然符合这个标准,但却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在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白话革命”的历史地位是由随后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和风俗领域的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和精神变革所回溯性地赋予的,否则它也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仅仅停留在一个孤立文化领域,同社会整体相隔绝。但反过来也可以说,白话革命的内在强度和号召力,即便在言语行为和写作风格的狭义范围里,也的确为更广阔深入持久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内在的结构和动力。五四之后的思想变革、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无不在根本上得益于白话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在白话革命建立的全新的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中运行。

  

   二、白话与白话文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多是作家,五四时期的作家也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写作和思想层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共同影响并塑造了一代新人,为他们提供了日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交流工具和战斗武器。“白话革命”以及它所承担、负载和激发的“思想革命”界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的社会公约数,覆盖了从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钱玄同;从瞿秋白到傅斯年;从鲁迅到毛泽东的现代文学运动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光谱和思想疆域。

   在今天,重访这一最大公约数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但有助于再次确认中国新文化的共同的历史基础、道德基础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普遍历史趋势下特定的“交叠共识”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结构性矛盾。无疑,那些丰富性和复杂性还远没有被穷尽;有些矛盾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决,甚至在新的条件下反复地、有时是尖锐地浮现出来。

   但白话革命又不能仅仅等同于、或被完全穷尽于其启蒙使命。白话革命是否能够成功,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它的民众认可程度、社会普及程度和制度性成功,比如报刊、教材、政府官文的白话化程度。另一方面,白话革命作为一场文学革命,它还必须在特定的文学意义上确立白话文实践的地位和价值。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曾一再指出,“白话文”不是白话,首先因为人也可以用白话谈旧思想,用白话写陈词滥调,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东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写革命文章,如章太炎。“白话文”必须能够作为“文”同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态抗衡和媲美,因此它虽然用“引车卖浆者之流”也能看懂的词汇和句法写作,但最终却必须证明,古文和外国文学能做到的,它也做得到。

   “文”的概念不仅包含新文化的种种理念,也同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风格、形式、审美这些东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在理论上可以并且应该抵达全体中国人,由此而成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的媒介。白话文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和高度,也就是现代中国在世界文明范围里所达到的疆域和高度。

  

   三、口袋和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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