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村民自治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

admin 万发娱乐 2019-09-03 22:20:39 9442

  

  内容提要:20世纪后期在中国农村广为推行的村民自治活动,虽然其发展呈现出很高程度的不平衡性,效果也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深刻的理论反思价值。本文尝试从四个不同的维度——政治过程的逻辑置换、主流民主理论的突破、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分析村民自治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具有的实践功能和潜在的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主张面向现实、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发展中国的政治学。

  

  关键词:村民自治、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第二个层面是为了解决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治理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结果。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基层官员的配合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村庄的领导人由上级选定转变为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由此,村庄权威的基础程度不同地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型的政治游戏规则已经被初步地发展了出来,它的运作所体现的逻辑已经与传统政治不完全相同。

  按西方政治学的标准来划分,中国的村庄政治也许属于“非政府政治”之类别。不过,在改革之前的高度集权化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达致极点。人民公社是城市单位制度在农村的对应物,它是国家力图用行政手段组织乡民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性尝试。于是,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也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在实际生活中,村庄(生产队或大队)领导人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选择的,其较为完整的正式程序一般为:上级组织及领导人的意向----群众路线(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表露意向,收集反应)---- 集体讨论决定人选---- 村民会议选举(过场)。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变体。例如集体讨论可能蜕变为个人说了算;直接由上面指定/任命,而不经过村民(或代表)会议通过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确定基层领导人的逻辑起点不在民众那里,而在上向的链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体现。由此,在微观层面展开的政治过程与宏观层面的政治过程具有某种类似性。

  

   起点 政治动员过程与性质 上级的角色 候选人的角色 村民的角色 权威的基础

   选拔 自上而下 群众路线 组织 接近领导 被动 上级授予

   选举 自下而上 公开竞争 组织、裁判 拉票 主动 村民投票认可

  

  当然,这种政治逻辑的置换过程在各地是非常不平衡的,目前我们尚没有全国性的精确统计数据,但有一点也许是可以说(依笔者的个人判断),即真正合乎选举标准的村庄恐怕不在多数之列。不过,这一事实并不构成某种证伪的“反例”,相反,它毋宁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村民自治所引发的乡村政治之变动是如此地带有根本性,因此它的曲折与艰难是常情之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的突破是通过程序改进的方式来完成的。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又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跨世纪的伟大纲领。怎样将这种扩大了的代表性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去?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也是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巨大挑战。在这方面,村民自治的实践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启示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这一任务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除了制度和理论方面的“突破”之外,村民自治还践履着改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与文化教育意义上的“国民性改造”不同,村民自治是以民主实践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

  传统中国政治是一种“官僚政治”,政治活动主要是皇帝和官僚阶层的事情,与普通百姓无关。所谓“天高皇帝远”除了说明国家基础权力的薄弱外,也表征着百姓与政治的距离。近代以还,各式各样的政治动员过程打破了传统“官僚政治”的格局,普通百姓程度不同地卷涉进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群众运动”也成为描述此一变迁的一个特定的政治词汇。尽管如此,许多政治精英人物在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上都不同程度地持有两分立场:一方面相信人民是社会的主体,革命和建设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成功;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是愚昧落后的,需要精英的指导和领导才能认识自身的利益,把握自身的命运。因此,在近现代的政治动员中民众的角色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被动的性质。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群众运动转变成了“运动群众”。在这一意义上,“臣民文化”依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这是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对于试图民主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上的一个“悖论”,亦即如何解决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显然,没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再好的政治制度也会成为一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然而,在政治制度维持不变的条件下,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工作又如何进行?第二个问题是,在改造“臣民心理”,建设“公民文化”的过程中,怎样找到一种适当的机制,将起初阶段自上而下的“征召”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有后续能力的参与,从而完成由“被动应召”向“主动参与”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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