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admin 利发娱乐 2019-09-05 21:29:21 3644

  

  一 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6 后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注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注8

  

  二 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注9 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 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据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续情况: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所说,蒋经国决定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要杜月笙出席。杜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呆,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即派程义宽赴扬子公司执行。注10

  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杜月笙要求蒋经国去检查扬子公司,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块硬骨头。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杨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不仅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报道还称:“关于外传警局抄获大批汽车零件、呢绒等物,并非事实”。《大公报》的标题为《扬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内容亦与《申报》、《新闻报》相近,完全未提查获汽车问题。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

  据程义宽回忆,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有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注11 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注12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三 蒋经国进退维谷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

  《正言报》、《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这就是被查封的扬子公司物资在事前已向上海社会局呈报登记。据后来监察院的调查,在蒋经国发布“物资总登记”的命令后,扬子公司确曾向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递交过一份英文货单,虽然手续上略有未合,应该以中文向上海社会局报告,但是,人家总是报告、登记过的呀!

  10月2日,蒋经国日记云:“前天发现的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10月9日,蒋经国《反省录》云:“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办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注13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占24.9万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注14

  犯法还是不犯法,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以证据说话,孔令侃按蒋经国的规定,将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事先办理了登记手续,这就让蒋经国感到为难了。

  

  四 蒋介石令《大众夜报》等报停刊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与自葫芦岛北上的东进兵团汇合,增援锦州。10月3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转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龄,告以“兄已由沈阳返平,约数日后回京”,可见,当时蒋介石原无自北平直飞上海的计划。注15 此后,蒋介石逛颐和园,参观卢沟桥,听谭富英的戏,好整以暇,显得并不十分紧迫。10月5日,蒋介石和傅作义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庆号军舰,至葫芦岛视察,部署、指挥。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蒋介石突然飞抵上海,是蒋经国、孔令侃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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