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当代实践价值的探讨

admin 99彩票 2019-09-01 23:40:13 6647

  

  一、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实践针对性

  

  1、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上的教训

  可是,就在苏联这种乐观的估计不久,国内却发生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清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既然你已经宣布国内没有矛盾了,那么对于苏联党内、国内存在的诸多不同声音、意见就感觉不正常,就不能从自身管理体制上找原因,于是就从国外阶级敌人的破坏的角度来寻找原因,这样一找,就“找出了”一大堆阶级敌人,酿成无数冤案。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揭示的斯大林时期的上述教训给中共以很深刻反思的机会,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思考避免苏联覆辙的对策。

  2、党内、社会一般人由于对革命胜利后社会纯洁性的过高预期而产生的困惑

  刘少奇在建国仅仅两年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解决过去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实际困惑问题,那就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统治力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矛盾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个很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却遭到高岗、陈伯达这些党内高层人士的反对。可见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3、1956年苏共20大后国际国内的社会风波

  1956年全国部分地区所发生的罢工罢课,尤其是农民的闹社,还有大量的各种利益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使得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感到困惑不解:在阶级敌人已经被基本消灭的背景下,还有这么多人跟政府闹别扭,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尤其是农民的闹社,其规模之大,实在罕见——

  一直以农民利益最忠诚的代言人自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农民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农村的恶霸地主已经被打倒和消灭了,地主的土地早已被贫下中农给分了,他们已经无法闹事了,更何况这次闹社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贫下中农。很明显,传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的,而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国外匈牙利、波兰所发生的反共产党的政治性事件,也给中共领导人一个强烈的警示:如果国内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必然会影响政权的稳固。

  众所周知,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在这种国内外特殊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直接针对性就是长期共产党宣传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差距,面对这种差距共产党人无法也不能用其所熟知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解释,而以由刘少奇在1951年就提出的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认识来解释和处理这些问题,则既可以较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也可以较好地维持现实的社会秩序。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与其说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为了解决现实困境的非常灵活的政策。

  

  二、 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过程证明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价值有效性

  

  1、比较正确地处理了1956年的一些社会问题

  1962年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一方面的确主要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坚持以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指导分析党内、国内政治问题的结果。

  2、这个理论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一些改革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新时期中央对建国后许多历史问题的解决和现实决策的推行都有赖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指导。比如大量历史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这个工作如果要严格地按照法律、纪律程序来一点一滴地核对史实,那也不知要费多少时间。后来,组织部门对于这些大量的党内、国内案件的复审处理,主要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来看待,不能说一些人、事没有错误,但不能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在主要性质的确定上采取了一风吹的办法,所以对当时的一些案件的平反还留有一些小尾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的很多新问题,诸如大量群体性事件、干群关系紧张、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改革开放政策上的分歧,甚至党内的政治分歧等等,基本上都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进行处理,总体上没有夸大事件的性质,没有过分地打击、处分当事者,更没有采取运动的方式扩大范围,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路线的持续贯彻。如果中国共产党事先没有经过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滋润,那么在面对新时期里出现的大量问题时就很难在理论上合理地加以解决,那么各级党委和政府处理起相关的问题来就要棘手的多——如果要坚持实事求是,那么在理论上又解释不通;如果继续维护传统结论论,又要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3、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错误实践从反面验证了该理论的实践价值性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系统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之后不久,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使得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随后的庐山批右、整风整社、社教运动、文革灾难,使得阶级斗争理论占据党内、国内社会生活的主流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个特别强调敌我矛盾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这一点从反面说明,在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其获得政权的领导地位后,必须要有一种能够中和、制约其阶级斗争思维惯性的理论,以防止其天生的阶级斗争性走向极端。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无疑地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标征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实践价值的有限性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改革开放的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可以完全诊治今天中国的病症,也并不是说这个理论的现实针对性是最明确的。事实上,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该理论现实针对性的弱化,它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关于这一认识的正确性与否,大家可以从邓小平的论著中发现。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方针政策时,很少空泛地用这个概念,甚至连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得也不多,提得最多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他这么重视实事求是呢?只能说是 我们党内现在弄虚作假、从概念出发的东西还是太多了嘛!为什么他不多讲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恐怕与该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实践的效用有限性有密切的关联。

  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1950年代形成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提出了挑战:

  1、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使得该理论的针对性比较模糊。

  过去提人民内部矛盾,表面的针对性——大量的党内、国内矛盾如何定性?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其潜在的针对性则是阶级斗争在当时如何定位?须知,1956年我们已经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如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当时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显然在理论上、政治上都讲不通, 在实践中更是危害严重。所以在当时提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极大地弥补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实践不足的缺陷,在实践中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上述针对性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的法律中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的有关条款,阶级斗争也是基本不提了。在这个时候,提人民内部矛盾固然无错,但由于失去了针对性而显得其实践价值的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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